文艺创作与批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依存。文艺批评绝非可有可无，也不是依附在创作之树上的寄生物，而是文艺战线的重要一翼。我们都知道，鲁迅终其一生以作家成名，但他对文艺批评又是十分重视的。他看到了文艺批评对于繁荣创作，发展文艺的重要作用，他一生都十分专心文艺批评的健康开展。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的职责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鲁迅这番话大致是“五四”之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坛批评现状的真实写照。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反映在文坛上，文艺思想斗争同样此起彼伏。鲁迅明确地以文艺为改造人生武器，主张在文艺园地里剪除毒草，但剪除不等于禁绝，他反对那种只看正面书籍，不看反面材料的简单化做法，而是认为一个战斗者，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必须更多地去解剖当面的敌人，因此他拿起了杂文这一武器。鲁迅其实对自己的 这一文体是相当在意的,杂文创作不仅伴随了鲁迅的一生,而且行走于“杂文人生”中的鲁迅,同时又通过对“杂文”的写作实践不断体悟文学的意义,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鲁迅自1927 年10月到上海直至1936年10月在上海逝世，在上海期间 ，他陆续出版9本杂文集，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关于鲁迅杂文的“文学性”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都充满争议，这种争议甚至在鲁迅在世时就存在着。鲁迅本人一度对于杂文创作的“低调”也可以说是部分原因,但当时文坛对鲁迅的不理解，特别是左翼文坛缺少积极的评论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特别是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进步刊物甚至也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瞿秋白是当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真正理解鲁迅及其鲁迅杂文的人。“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来到上海，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积极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并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由于处在白色恐怖环境，瞿秋白不可能以自己名义发表文章，1933年3-4月的一个短时间内,瞿秋白以鲁迅的“何家干”等笔名发表并由鲁迅编入其杂文集的杂文有十余篇，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文学研究以至学术思想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文学活动直接影响到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认识与理解，应最终体现在他编辑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这篇长达17000字的《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1933年，在上海养病并从事左翼文化活动的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那个时期文化战线上一个重大任务。他决定认真地总结和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重大作用，最终瞿秋白决定写一篇准确地评论，“给鲁迅一个永久的纪念”。瞿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著作，夜深人静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4夜功夫，写成了这篇《序言》，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也是一篇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精神的文艺评论。

　　在瞿秋白写出《序言》之前,许多人只把鲁迅当作伟大的文学家来评价,而瞿秋白则是从思想家和精神界战士的高度来研究鲁迅,指出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在这篇序言里，他首先用鲁迅在《坟》里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来隐喻鲁迅的历史担当，辩证地指出“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 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

　　《序言》辩证地论述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和战斗价值，明确指出在当时，鲁迅杂文的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肯定。连一些新文学家也怀疑杂文中能否产生“伟大的作品”。正是瞿秋白高瞻远瞩，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分析了这一文体产生的原因，它的性质特点和战斗意义。《序言》指出，杂文是应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能抓住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和事物，以富于典型化的手法，形象地勾勒出中外反动统治者及其各式奴才的丑恶嘴脸和卑鄙伎俩，虽非文艺创作，但其中含着“五四以来的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序言》还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将鲁迅放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之中，并结合中国革命的进程、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深刻分析论述了鲁迅的思想特点和发展道路，这同样是富有开创意义的。在中国现代史上，旧派人物不用说了，即使一些进步作家，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真正认识到鲁迅的战斗特点和思想价值。还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时候，鲁迅就表示希望“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然而他失望了。首先担当起这一历史的责任的是瞿秋白。《序言》正确指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界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 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虽然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但对民族富强、人民解放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推动他更深刻地践履着阶级斗争实践和对新知的学习与体验，在经历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三次伟大分裂后，终于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中，确立了自己的立场，挣脱了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羁绊，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在一番颇富精彩的论述后，瞿秋白以他深邃的历史目光和敏锐的历史唯物主义洞察力，拨开了笼罩在鲁迅研究与评价中的重重迷雾，为正确认识鲁迅以至正确认识和揭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的革命途径和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借鉴，以至于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述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序言》不仅是一篇出色的文艺性政论，又是一篇出色的“鲁迅论”。《序言》是谈鲁迅杂文的，同时全文又充分顾及鲁迅的“全人”，思想的绵密，视野的开阔，感人至深。“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史的熟稔，理论上的成熟与自信，使这篇《序言》如大河奔流，滔滔而下，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和少有的文采。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更为可贵的是，瞿秋白在对鲁迅杂文细致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鲁迅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最终为鲁迅及其杂文创作做出四点总结：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不难看出，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既没有廉价的吹捧，也没有无原则的拔高，真切的理解，真情的论述显露在字里行间，四点结论直至今天仍有教科书意义。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比喻：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彼此成就。鲁迅的杂文创作与瞿秋白的批评恰恰是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彼此呼应，又彼此成就。鲁迅本人对瞿秋白这篇《序言》也很满意。以后，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中记载了鲁迅见到这篇《序言》时的情形：“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遍沉思着，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快烧到他手了，他也没有感觉到。”鲁迅对瞿秋白的评论心折不已。

　　毫不夸张地说，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便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看来也同样精彩而精准。《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不仅是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产物，也是他们友谊的结晶，更是鲁迅研究史和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起点。《序言》由此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鲁迅的范式文本。尤其是由于在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上，被认为具有示范的意义，《序言》更因此而成为鲁迅红色经典化进程的开端。与此同时，《序言》也是瞿秋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将其本土化的重大突破，是其文艺思想实践成就的重大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长长的《序言》里，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等字眼，但纵观全文，无处不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展开积极的“鲁迅批评”，是作者一以贯之的立场。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这是对当下文艺批评的要害问题对症下药。当下文艺批评存在各种问题，但归根到底，病症就在于“不说真话、不讲道理”。“不说真话”，批评就失去理想，就会出现假大空的颂歌批评和无底线的“红包批评”；“不讲道理”，批评就丧失准则、不分是非、难有品位、缺乏说服力。要纠正文艺批评的不正风气，首要之举就是“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可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先河，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理论养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就是要“剪除恶草，灌溉佳花”；只有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才能构建良好的文学生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批评就是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今天我们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及其撰写《序言》的历史，面对当下泥沙俱下的碎片化、平面化、情绪化的阅读与思想气候，面对失范的文学批评，鲁迅的审慎冷静的风格、内敛辩证的思维与自省反诘的意识，对我们当下的文坛及其文艺批评，仍然是一剂醒目醒脑的良药。而瞿秋白的《序言》，则是帮助我们认识当下作家、作品，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的典范文本参照。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布时间: 2022-01-05 作者: 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