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一生，纵贯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三级两跳”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先生的思想当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以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为例。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曾留学英国，访学于美国，并撰有《初访美国》及《重访英伦》两书的费孝通先生认为，“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能用选举票去影响政治，必然可以确立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限制私人财富的无限累积，必然会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于是也必然会走上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经济道路，以达到经济民主。”然而，新中国建立后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亲身经历，在令费孝通深切体会到“人民的力量”的同时，更是对何谓真正的民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曾这样生动的描述其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之情景，“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的。”在费孝通看来，“这许多人并不是由市民普选来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这段经历使其所获得的启示是，“选举是一个手段”，“民主与专政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必须结合在一起”。随后参加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次印证了他对新中国民主的认识和期望，如果“不是人民当了主人，这种事（指通过了多项市政建设计划、封闭妓院决议、失业救济方案、开办业余补习学校议案等）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人对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更加强了信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有了新的认识。1997年10月13日，费老和费皖、李友梅、张冠生谈话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是‘命定的’。……不能去学外国的民主形式。怎么发展民主，不在形式上边，不在是不是轮流坐庄的西方形式，西方管用的，未必中国管用。我们要的是一个统一体，经济的统一，法制的统一，政治的统一。这是我们的一个传家宝。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去讲民主的形式”。

　　又如，在中西文化观上，费孝通先生经历了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化的转向。“差序格局”和 “社会继替”，是费老所提出的两个著名概念，但其对这两个概念先后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变化之大颇为令人关注。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中，在用“水波纹”的比喻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之后，费先生阐述了他对于中国人“自私”和“自我主义”的结构性的解释：“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平等观念）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收能放、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到晚年，费先生重新提到“差序格局”概念，但是基本看法则与早年恰好相反：“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我们对比早年和晚年的说法就会发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的客观认识并没有改变，还是以“我”为中心的水波纹结构，但早年认为这种结构是自私和自我主义的根源，而晚年则认为这种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必由之路。

　　在笔者看来，费先生思想观念之变化，首先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反映。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处于激烈较量之中。面对中国向何处，深受西式教育并目睹西方社会展现出来的秩序与力量的知识分子，自然无法割舍对其好感与向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思潮，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引领下，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与复兴这一事实引发了中外社会与学术界对现代化和儒家文化的激烈讨论，整个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和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裹挟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其表现出来的主张当然存在一定的前后变化。

　　然而，在我们看到费先生思想观念存在随时代而有所变化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其精神内涵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表现出其一脉相承性乃至固有的一致性，正所谓在变中有其不变。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费老为将中国打造成“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不惧威胁，用手中的笔为中国民主鼓与呼；行至人生晚年，所思所虑的依然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真正之民主。1997年10月13日，费老在同费皖、李友梅、张冠生谈话时如是言道，“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是群众路线，真正实现群众路线。”三天后，费老在外出考察的列车上再次就中国式民主如是关切道：前天讲中国的民主问题，可以反映出来一点，就是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在中国的这张皮上长出来群众路线，真正实行群众路线，而不是只在嘴上说说，会上讲讲，报纸上登登。”费老在民主之形式与路径方面存在变化，但在中国建立真民主却是其一生的夙愿与追求。

　　费老的不变，还体现在其浓厚的中国情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达曾对费孝通如是批判道，“费孝通的社会学是另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流派，是中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带有中国味，但它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继承了它的先辈的衣钵。”李达当年对费孝通先生的批判，有一点是准确的，那就是认为费先生的研究带有“中国味”。遍览费先生的著述，我们能感受到其中浓浓的“中国味”。这种“中国味”，不仅仅源自于其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的“从实求知”之治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情怀。费孝通先生早年求学时就已抱定为人服务的宗旨。所以首先选择学医, 为人治病免除人们的痛苦 。后来意识到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 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因此改学人类学、社会学, 其目的是认识社会, 然后改造社会, 以免除人们痛苦。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费老以知识“力谋民生之改善”。对于现代知识分子，通常认为当以批评为天职，是守望者、解释者、审判者，是“书斋里的革命者”，等等。然而，现代知识的分工使得社会经济的决策一般成为官家或专家之事，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对经济运行、大众生计、区域建设多做“壁上观”，知识人对民众的关怀更表现在启蒙上，表现在社会关怀或民权上。但知识人的良知、维权、呐喊启蒙常常陷入了一个怪圈，即知识人与社会、民众脱节。为此，在几代知识人陷入启蒙的多重难堪之际，费老善用其身份地位，走上另外一条知识服务于现实的道路。由此，晚年的费孝通异常的忙碌，从家乡苏南到浙江温州，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山区，各地的自然资源、商品资源及发展的模式都出现在费氏的视野里。没有哪一个知识人像费氏那样对中国发展的自然资源和商品资源有如此深广的关怀，大概也没有第二个知识人的关怀如此接地气，如此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通。李慎之曾提出知识界有“费孝通模式”之说，即是言费比其他知识人更懂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超越了现代知识分子。其背后，是对国家与社会的纯真关怀。

　　被人称之为“善变者”的梁启超曾言，他变的是思想认知，爱国、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因为内心追求没变，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才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费老又何尝不是如此！基于时代以及中国的发展变化，费老所呈现的变化恰恰是其勇于自我革新的表现，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显示出其心底的坦荡无私。更为值得敬佩的是，费老可谓是真正的知识人，不讳他人之议论，坚守“力谋民生之改善”之情怀，深度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与实践，以自己的知识服务现实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这是费先生留给新时代的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发布时间: 2022-01-05 作者: 吴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