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压缩低效的教与学的内容和时间，缓解家庭教育的负担和焦虑，为高质量的教育“留白”。

　　时光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盟先贤陶行知也曾呼吁为儿童松绑，为他们的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他说：“我们晓得特别是中国小孩，是在苦海中成长。我们应该把儿童苦海创造成一个儿童乐园。这个乐园不是由成人创造出来交给孩子，也不是要小孩子自己单身匹马去创造……应该成人加入小孩子的队伍里去，陪着小孩子一起创造……不是敷衍的，假冒的，而是要真诚的，在感情方面和小孩子站在一条战线上。”

　　陶行知所处年代的教育宏观环境和任务，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当年他论及的种种学生成长问题，依然在教育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他为之奋斗的民主、创新的教育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他关于解放儿童创造力的思想，尤其可为我们落实教育新政提供方法论的指引。

　　教育的“六大解放”

　　建立民主的学校、解放儿童的创造力，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追求。他强调要“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以养成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教育”。为此，陶先生主张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提出教育的“六大解放”（1947年3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一是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是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是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是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是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是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的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陶行知的教育“六大解放”思想可以为落实“双减”政策（特别在作业设计、课后服务等环节）提供关于内容设计、活动组织、成效评判的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的要素大致包括：1.思维能力（学会如何想问题）；2.行动能力（学会如何动手解决问题）；3.观察能力（学会如何看周围的世界）；4.表达能力（学会如何与老师、同学、父母及社会上其他人沟通）；5.参与能力（学会如何投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6.时间管理能力（学生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

　　学校在完善学校作业布置、课后服务项目及其质量评价方面，可以考虑，作业和项目是否最大程度体现了思、看、行、说等多方面的目标设定和能力训练？另外，这一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双减”政策实施中的利弊得失。毕竟，“双减”政策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维，特别要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现象的出现。

　　行动的教育

　　虽然陶行知与王阳明都认同“知行合一”，但关于知和行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两人持有不同观点。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陶行知则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现实中，人们普遍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行动的地方，两者泾渭分明。结果，学校教育提供“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传统教育中只有思想，没有行动；而走入社会后，人们又只顾行动，缺乏思考。陶行知认为，“有行动的勇敢，才有真知识的收获”，因为“行动产生困难，想法解决困难，才是真知识的获得”。行动辅之以思考，“手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陶行知相信，我们小的时候，有天赋的行动本能，之后的一切工作都被其他人代做去了，因此，“要解放小孩的自由，让他做有意思的活动，开展他们的天才”。

　　学校教育难以做到事事、处处都“始于行”。但如果日常课堂教学主要是在“坐而论道”的话，那么在作业布置、课后服务等教学环节，就是彰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机会了。减负不是让学生“赋闲”起来，而是让他们以不同方式保持学习的节奏。遵循陶行知“行动的教育”的思想，今天学校在设计课后作业和服务项目时，可以安排更多手脑并用的活动，切换更多学习场景，如此，课后作业和服务才不至于成为师生一天教与学倦怠的延续，而是为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提供真切的“增值服务”。

　　以社会为学校

　　在1933年3月发表的《创造的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勾勒了“创造的教育”的内涵和特征。其中之一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他阐释道：“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我们要把学校的围墙拆去，那么才可与社会沟通。这种围墙不是真的围墙，是各人心中的心墙。各人把他的感情、态度从以前传统教育那边改变过来，解放起来。”

　　在另一篇《创造的儿童教育》（1944年12月14日《大公报》）中，陶行知描绘了当时被赶考隔离大自然、大社会的儿童的处境：“现在中学校有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一连考几个学校……连小学的儿童都要受着双重夹攻。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在陶行知看来，赶考如同赶路。“赶路的人把路旁风景赶掉了，把一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赶掉了……赶考首先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父母之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陶行知主张，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在他看来，创造需要广博的基础；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孩子们不但要接触大自然，还要接触“大社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向古今中外三百六十行学习”。

　　中央“双减”政策提出，要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完善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大量营利性社会培训机构退出市场后，非营利性机构及其他社会资源如何更好支持、配合“双减”政策，目前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破解：学校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有哪些类型？公益性社会教育资源的准入机制和激励机制是什么？如何为家长、学校建立有效的社会教育资源配送体系？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如何为“双减”赋能？等等。政府部门需要作出专门的制度安排，切实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将全社会担负起青少年成长的责任落到实处。

　　陶行知还阐释了“以社会为学校”的另一层含义，即学生要服务社会。今天，学校如何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和教学目标，将社会服务、社区服务渗透到学校的课程和评价体系，也是深入贯彻“双减”政策过程中需要回答的“加法题”。

　　以生活为教育

　　除了“以社会为学校”，陶行知“创造的教育”另一层含义是“以生活为教育”。他认为，“生活中才可求到教育。教育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虽然书也是求知之一种工具，但生活中随处是工具，都是教育。况且一个人有整个的生活，才可得整个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批判了当时各省（市）会考制度缺乏“生活力之创造”的现象：“创造的考成所要考的是生活的实质，不是纸上的空谈。”“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停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考成。”

　　中央“双减”政策对改善家校关系提出了规范和要求，如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的书面作业，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关注孩子心理情绪等等。这些规范和要求已部分体现了“以生活为教育”的理念。

　　在课堂之外，学生校园内外拥有同伴关系和独立的日常生活，这些关系和活动，是“生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家庭无疑是落实“生活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建立新型的家校关系，一方面需要减轻家长的作业辅导负担，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家长承担起陶行知所倡导的“为生活而教育”。日常生活技能、良好行为规范、公民参与意识等养成教育应成为生活教育的重点；不同学段可以制定分层分类的养成教育目标，以更好指导家长实施生活教育。

　　结 语

　　“双减”政策虽为针对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负担的专项举措，但已触及我国教育领域的累积性、综合性、社会性问题。刚性的政策规定需要和柔性、丰富的教育“神经末梢”对接。“双减”政策提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这是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而减负是我们奔向终极目标的一次“姿态调整”。教育新政之后，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如何评……这些老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的。在此，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厘清教育的初心，制定教育新政的精细化配套制度，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目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发布时间: 2022-01-05 作者: 侯定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