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德国产生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扮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对派的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学说的理论渊源来自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混合物，同样鼓吹对“抽象的人”即所谓“真正的人”的崇拜，把历史的现实的人还原为自然界的“类”。在文艺创作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描写所谓“完美人性的人”，“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向资产者摇尾乞怜；这是一种保守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的思潮。这种思潮虽有善良愿望，但纯属乌托邦。他们不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基本事实。他们既不愿看到两极分化的现象，又不想去追究产生这种令人痛苦的社会现实的根源和求索消除人世间的黑暗的出路。他们天真的幻想，只要没有穷人，便会万事如意。他们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具有软弱、动摇和耽于幻想的痼疾。这种政治倾向和文艺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马恩经典作家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哲学等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集中批判了这一反动思潮的诗歌创作和文艺观念。这篇文章分为《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两部分。《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卡尔·倍克等的诗歌。恩格斯指出，卡尔·倍克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飘浮在德国市民的朦胧幻想的“云雾中”的诗人。他们把资产者美化成善良的“博爱家”，把无产者丑化为逆来顺受的奴才。他们的诗歌的特征，是“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所致。“他们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1恩格斯还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只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文艺要歌颂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在恩格斯看来，文学作品应该对现实关系作真实的描述，应该把人物、事件的描述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同时文学应该正面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革命的无产者”是马恩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文艺要讴歌社会进步力量，这一具体的文艺评论不仅坚持了唯物史观，而且这一重要的论述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马恩经典作家的全部文艺论述中。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提出“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人民群众历来是作品“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并以戏剧与观众的关系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

　　1944年元旦，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首次演出《逼上梁山》。该剧只演了不到10场。1月9日这天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看《逼上梁山》，并让先把剧本送去。由于剧本还没有成形，他们只好临时分头抄写送了去。这天晚上，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演出十分高兴，当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2人民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也催生了文艺新作的涌现，使当时的解放区产生了一批小说、戏剧、诗歌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至今依然具有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在艺术上具有永久的魅力。毛泽东人民本位文学观的确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载道说”、“娱乐说”的文学观念，注入新内涵，体现了新文艺底层关怀的人文精神。这种文艺观虽然质朴，不乏很强的目的性，但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解决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突显人民为本的思想情怀，坚持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立意高远、针砭时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我深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他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人民”，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民情怀的继承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体现了他的人民主权意识，同样意味深长。既然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消费者，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然而，在以往一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与文艺评价中，人民群众不仅很少有权力评判作品，同时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也很少将人民群众的需求考虑进去，导致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只能被动地阅读和观看。“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文艺的评判权交还给人民，这是对人民群众欣赏能力的信任和肯定。这一重要论述，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规范，也提高了人民群众在整个文艺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增强了他们文艺创作活动的参与权与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还在讲话中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将人民作为文艺评论的标准之一提出来，与“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并列而成为文艺评论的四个标准，就以具体的形式，确立了“人民”在文艺作品评论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如何评判作品的好坏优劣，恩格斯较早提出了“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并且认为这两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作为一种经典论述，这两个标准已深入人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科学标准为评论界所广泛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保留了这两个标准，又新提“人民”与“艺术”这两个标准，不仅体现出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留下了重要的阐释空间，他启迪我们去进一步认真思考“艺术”与“美学”标准的具体内涵，“历史”与“人民”的价值尺度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最终将我们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嘱托，也是对文艺工作者很高的要求。作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当努力践行总书记的讲话。在十九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为文艺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2页，1984年。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发布时间: 2017-10-27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