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许杰先生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著名的鲁迅研究者与文学评论家，1946年加入民盟，曾任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委员、民盟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支部委员会主任等职。今年是许杰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特别节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盟员陈子善先生的《我给许杰先生当助手》一文以为纪念。

　　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想必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是鲁迅开创的，随后的“两许”，即许钦文和许杰，也很有名。他俩与王鲁彦一起，被公认是“乡土文学”流派中浙籍作家的代表。许钦文是鲁迅的绍兴同乡，而许杰则是天台人也。

　　予生也晚，与许钦文先生仅一面之缘。幸运的是，作为少不更事的后辈，曾与许杰先生共事，当他的助手，后来又担任他与钱谷融先生联合指导的华东师大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助教一年。

　　1976年1月，我在当时的上海师大中文系（由原华东师大中文系与上海师院中文系、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等合并而成）培训班毕业留系任教。10月参加《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回到华东师大中北校区上班，开始接触许先生。许先生与钱谷融先生合作指导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在1979年秋，我见他自然在此之前，具体什么时间已不复记忆。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首次到绍兴拜谒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竟然在故居门口巧遇许先生。他刚从三轮车上下来，也来参观鲁迅故居。他已是快80岁的老人了，我忙陪着他。他精神抖擞，边走边聊，告诉我：他虽然写过一些研究鲁迅的书，但也是第一次来鲁迅故居。

　　当时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里最年轻，教研室领导就安排我一面搞教研，一面给年纪最大的许杰先生当助手。我每周一次或两次上午到校给本科生上课，午餐后先在系资料室看一会儿书刊，与无所不知的王寿亨先生（翻译家王央乐之弟）聊会天，下午三时左右取了许先生的大小邮件，就去师大一村许先生寓所见他，询问有什么事要办。许先生很客气，我每次去总是吩咐家人先上茶，再谈事。老一辈都讲究礼数，后来去施蛰存先生家、徐中玉先生家和钱谷融先生家，都是如此。钱先生还要问明白，喜欢龙井还是碧螺春，后来熟了，就让我自己倒茶，茶叶自选。

　　所谓助手，其实也没干多少事，无非为许先生查找一些旧作，誊录一些文稿，有时也代许先生回复读者来信，如此而已。记得最清楚的是帮他誊录了一部旧体诗词集稿。与其他许多新文学作家一样，许先生后期也写旧体诗词，以诗明志，以诗抒怀，日积月累，为数可观，初步整理后命我誊清。我当然照办不误。可是许先生的原稿和我的抄稿一并交还许先生了，未能留底（当时也无复印机）。许先生这部旧体诗词集一直未见问世，不知他的原稿和我的抄稿现在还存世否。我们现在只能从他晚年回忆郁达夫、王以仁、杨晦、张天翼、丁玲、罗玉君、钱君匋、费明君等文所引录的，来大致领略他的诗才了。我曾在微信上结识一位擅长五绝、五律的旧体诗人，至今未曾谋面。诗人明确告诉我，他之所以写旧体诗，就是受了许先生的指点。

　　我为许先生只做了一点应做的事，许先生却对我的郁达夫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他很赞成我从事郁达夫研究，介绍我认识林艾园先生，从而使我较早较全面地了解郁达夫致王映霞一百多封信失而复得的来龙去脉。林先生虽然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执教，当时已调往古籍整理所，隔行如隔山，如不是许先生提示，我根本不知道他竟是郁达夫这批珍贵书信的长期保存人。也正是因为许先生的推荐，林先生才愿意接待我，与我长谈这批书信的奇特经历。许先生又应我之请，撰写了《郁达夫在记忆里》一文。此文写于1983年2月，有五千余字，篇幅仅次于他的《怀念、回忆与崇仰——为纪念王任叔诞生八十五周年而作》。在这篇晚年怀人力作中，许先生深情回忆了他与郁达夫的交往始末，也写到了与鲁迅、郁达夫一起出席中国济难会的宴会，还写到了郁达夫与王以仁的友谊，颇具史料价值。

　　今年是华东师大建校70周年，也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建系70周年，还是许先生诞辰120周年，这就不能不提到许杰先生对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杰出贡献了，因为他是中文系创系主任。1951年10月，许先生出任华东师大中文系首任主任时，同事中有比他年长的郝昺衡、周子美先生，有与他同年的徐震锷、程俊英先生，有比他年轻的史存直、施蛰存、罗玉君、万云骏、徐中玉、叶百丰、钱谷融等诸位先生，都是饱学之士，人才济济。刚年过半百的许先生为了华东师大中文学科的建设，运筹擘画，兢兢业业，大有建树。不妨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钱谷融先生那篇青史留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就得到了许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此文原题《论文学是“人学”》，许先生主张改为《论“文学是人学”》。钱先生对此是这样回忆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

　　凡接触过许先生的人想必都知道，许先生待人接物一直谦和亲切，从不疾言厉色，与他聊天是一件很放松很享受的事。他当然有强烈的爱憎和鲜明的是非观，但他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从不居高临下。尤为难得的是他宽容、通达，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伤害过他的学生。有次我去他家，正好他在审阅一份评审材料，上海其他高校中文系的一位教师要评高级职称。我知道申请人名字后，不禁说了句：“申请人曾经批判过您老人家。”他不以为然地表示：这是过去的事了。申请人现在已认识到当年的过错，而且文学研究做得很不错，我自会根据其水平给予应有的评价（大意）。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许先生很少对我讲述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可是1921年1月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入会号129号，122号是王鲁彦，130号就是他的好友，短短廿四岁就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小说家王以仁，他的入会号比李金发、蹇先艾、李健吾、舒庆春（老舍）等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作家都要早。许先生的“乡土小说”创作在20年代是颇引读者注目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收入许杰的两篇小说：《惨雾》和《赌徒吉顺》。茅盾在《导言》里评介了四位“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即徐玉诺、潘训、彭家煌和许杰，评论许杰的篇幅最多。茅盾认为许杰“农村生活的小说是一幅广大的背景，浓密地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如《惨雾》中的械斗，《赌徒吉顺》中的典妻），拥挤着许多农村中的典型的人物”。在茅盾看来，《惨雾》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这一篇里，人物描写并不见得成功，但结构很整密。也有些地方不简洁，但全篇的气魄是雄壮的”，而《赌徒吉顺》的特色是“颇为细腻的心理描写”。

　　到了1920年年末，许先生又转向文学评论，出版《明日的文学》，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接着远赴吉隆坡倡导“新兴文艺”；抗战爆发后，又大力主张“东南文艺运动”。许先生的这些文学实绩，文学史家都不会忘记，不必我再重复。

　　许先生一直敬爱鲁迅，不仅见过鲁迅，还曾向鲁迅约稿，请鲁迅撰文纪念两人共同的友人蒋径三。鲁迅1936年9月18日致许先生的回信中说：“径三兄的纪念文，我是应该做的，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只因为久病，怕写不出什么来，但无论如何，我一定写一点，于十月底以前寄上。”若不是后来鲁迅于10月19日突然逝世，他一定会兑现自己的诺言。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鲁迅此信手迹（照片，原件已遗失）和鲁迅、许广平与蒋径三1927年在广州的合影，都是许先生晚年捐赠的。因此，许先生后期致力于鲁迅研究，也就不难理解了。1951年9月，许先生的《鲁迅小说讲话》由上海泥土社初版，书中开头四篇即《过眼录》中“附录”的四篇，还有对《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离婚》的分析和《阿Q新论》等，许先生强调他“对鲁迅先生作品的分析，总是采取着从形式到内容，再从内容到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这句话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鲁迅小说讲话》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手头的一册已是1954年2月第七版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也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本研究鲁迅小说的专著，《鲁迅小说讲话》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史的地位。直到晚年，许先生还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又出版了新著《〈野草〉诠释》（1981年6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三部研究《野草》的专著，也不能不提。

　　给许先生当助手，虽然只有几年，但是我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怎样做人，怎样治学，怎样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怎样不随波逐流。这些都是他特别令我敬重的地方。许先生晚年写过一首“自度曲”——《文论小令》，可视为他历经坎坷的一生的自我写照，也可看出他始终是“五四”之子。他自己很看重这首小令，曾数次书赠友人和学生。1990年春，我斗胆向许先生求字，他问我，你想写什么？我说就写《文论小令》吧，他欣然挥毫。现在就把这首小令抄录在下面，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束：

　　风格有如人格，文心通向天心。广阔胸襟师造化，精明慧眼效苍鹰。探索追寻标的，曰善曰美曰真。出发在人生，归着在人生。旧作文论小令

　　子善同学评正 庚午春日许杰

　　时年九十岁

发布时间: 2022-01-06 作者: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