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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卷档案首次公开,盟员程兆奇教授谈七十多年前的正义审判

  编者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百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举行首发式。我们独家专访了本套书的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听他谈谈这份尘封七十多年的档案“重见天日”的始末,以及七十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正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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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主要从事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所著《东京审判》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获上海市社科一等奖等奖项。曾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社科项目,目前正主持国家抗战专项工程·战后审判项目。主持东京审判等战后审判文献的整理、出版,著有《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等书。

  盟宣: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听说你们在“9·3”推出《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能否介绍一下这部文献的情况?

  程兆奇:《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成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除了中、美、英、苏等十一国代表联合国在东京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就是俗称的“东京审判”,中、美、荷、澳、英、法、苏、菲还单独在亚太各地设立了五十三个法庭,审判日本普通战犯。其中国民政府分别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武汉、台北和广州10个城市组建军事法庭。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将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作为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其中,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是我们搜集的一个重点。中心成员先后去台湾“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复回了部分档案,但由跨部会共建的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关键档案很久没有找到。确认这批档案在二史馆已在多年之后。经过马振犊馆长等的努力,这批档案终于列入了可以公开出版的规划。自2016年以来,我们和二史馆分工合作,扫描原件、剔除混入的无关文件、重新编排、编制索引和附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正篇100卷(近五万页)、索引附录2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即日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盟宣:您能否简单说明这一文献的重要意义?

  程兆奇:我想主要有三点意义:一、审判日本政军财界领袖的东京审判虽有中国代表参加,但大量在中国“双手沾满鲜血”、违反战争法规的罪犯是在本土由我们自己审判的,从惩罚直接犯罪者的角度说,这是和我们相关性更高的审判,因此这一文献的出版十分必要;二、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都早已由美、日等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不同,这批文献是七十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三、与以往已公开的局部相关档案不同,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为全面和完整。

  盟宣:既然这个档案很重要,为什么迟至今天才公开出版?

  程兆奇:这有认识上的顾虑,比如许多日本被告不认罪,一度认为这样公开对我们“不利”。其实不认罪本是常态,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有个“罪行认否”环节,留下了录影,从荒木贞夫开始,所有被告都说自己“无罪”。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的审判,被告经过改造,对被判有罪全部心悦诚服,即使回到日本,仍深悔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至死都忏悔不已。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档案馆对何时公布哪些档案有自己的规定和惯性。

  盟宣:您在从事战后审判研究之前曾进行过多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大屠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直是关注度很高的热门,我们看到华盛顿大学的杨大庆教授对您的研究的评价,想请您谈一下为什么要研究南京大屠杀?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问题引起我的关注,缘自日本的争论,我曾在《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的后记中说:“多年来我在翻览《诸君!》《正论》等日本右翼刊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议论时,除了‘难以服人’的感受之外,确实也留下了‘尚有待发之覆’的印象。如果说以后选择这一课题也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双重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仅仅觉得是‘一派胡言’或‘了无疑义’,便不大可能再有检讨这一课题的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右翼开始向国外推销他们的主张,如日本重要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出版的英日文合刊的《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不仅免费寄送给美国重要学者,而且向美国政要和国会议员广为散发。当时中日两国的研究,犹如不相交的平行线,基本是各说各话。由于日本右翼并不仅仅是只有口号,他们由点及面的否定往往借助“实证”的外衣。因此,在不知情的第三者眼中,至少会留下各执一词的印象。检讨日本的相关研究,特别是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的研究,就是从想解决这一问题开始的。

  盟宣: 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难点在哪里?您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程兆奇:用学术手段解决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挑战,最大的难处在于中日在事发时是对立的两方,因此留下的记忆和记载自始便不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对相反材料视而不见,不加理会,批判的火力再强也难中要害。出于这一考虑,我在检讨日本虚构派的主张时,为免文献信疑的纠缠,只用中方以外的文献,关键论证更只用日本虚构派也承认、至少是不否认的日方文献。我的总结论是,即使仅据日方留下的文献,日本“虚构派”的总体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盟宣:您能简单介绍两例具体研究么?

  程兆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洞富雄等主张南京大屠杀为实有的日本“屠杀派”学者,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未及之处仍不在少数。比如,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的军风纪究竟如何,直接关系到日军暴行的“可能”和程度。东京审判时,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诏守等被告方证人,都铁口断言日军军风纪严明,根本没有暴行;即使承认有极个别违反军法事件的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也“证明”日本军风纪总体很好。日本屠杀派学者小野贤二等人经过长年发掘,出版了包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斋藤次郎等十八位官兵的日记和天野三郎少尉的军事函件的《记载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但这些本来有证明力的材料,因悉数为士兵和最低阶军官(最高为少尉),而“虚构派”在稍前采访48位中高阶军官、进入南京的日本领事和记者,都异口同声否认日军在南京有大规模暴行(《纪闻·南京事件》),因而《士兵们》被虚构派矮化成不能判断全局的局部,甚至被认为不实。我通过《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这一全日军仅存的法务部日志和华中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以及《小川关治郎日记》等文献,证明进入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第十军从金山卫登陆伊始就有频繁的暴行……

  盟宣:这些材料,日本屠杀派学者没有作为论述的证据么?

  程兆奇:我正要谈到这点。《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的重要意义,还不仅是“唯一”,而是因为法务部是专司犯罪的部门,从日军内部反映军风纪和犯罪而言,这是最直接的证据。日本学者没有利用这些重要材料,想必是日志等材料仅记载了南京以外的情况。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个人日记,也未被利用,除了出版较晚的原因,当也是由于未载南京的情况。我注意这些文献,主要是发现东京审判被告、辩方证人的证词与事发时他们自己的日记所载出入之大,尤其是在否认暴行上异口同声、高度一致,已无法用误记等理由来解释,因此断定当时辩方证词是精心策划的伪证。但虽是伪证,日军高级将领的日记内容主要是作战,日军表面上也有军风纪的要求,加上各部队及法务部以外的部门的阵中日志都不记载军风纪情况,因此进入南京的日军所留下的各种文献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南京日军军风纪的情况。但日军文献虽不能直接反映进入南京部队的情况,同一支日军在南京以外的表现却并非不能推知他们在南京的表现。从这点上说,《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作为第一手文献,对认识第十军的军风纪情况,甚至对于认识同时进入南京的上海派遣军的军风纪情况,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于一般认为暴行是在战斗激烈生死无常状态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而第十军1937年11月5日在金山卫登陆时,中国军队已撤守,第十军在整个进军过程中,除了南京攻坚,只有零星战斗,直至进入杭州也是无血入城,按理第十军最没有施行暴行的理由,但第十军却一直暴行不断。由于法务部在战时不受重视,所属宪兵太少,所以法务部得到的消息、处理的违法、留下的记录,只是犯罪的冰山一角。而且,以小川日记比对,法务部日志对许多罪行的记录都已做了轻微化处理。但即便如此,日志还是留下了从金山、嘉兴一路以来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不少记录,以至于小川关治郎这位资深军法官,在日记中对“皇军”的表现,每每“痛心疾首”“寒心不已”“不甚感慨”。可见所谓日军军风纪“严明”,完全经不起检验。

  再举一例。松井石根被东京审判检方起诉的罪名有39项,但判决时仅保留“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一项。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消极罪名和最高量刑的问题,因“不作为”和积极的“纵容”总应有区别,虽然东京审判是法官各自投票,判决结果并不是协商的总意,有偶然性;二是东京审判之所以称为A(甲)级审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所以被称为A(甲)级战犯,是因为东京审判追究的主要罪责是a类罪行,即反和平罪。东京审判所有被告都被控a类罪行有罪,除了松井石根外,所有被告最终都被判处a类罪行有罪。松井石根被判a类罪行无罪,等于否定了他应为A级战犯。

  而通过检查松井本人和东京审判辩方证人事发时的日记等第一手文献,证明他们在东京审判时集体做了伪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松井石根描绘成“亲中派”。说松井石根对“日中兵戎相见”“十分遗憾和惋惜”,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战争之所以不能结束,主要是中国军队随时准备集结反攻,日军只是被迫应战。这一伪证直接导致了检方提出的“实行对华侵略罪”被免责。翻开东京审判时松井谎称已销毁的日记,让人惊讶地看到,中日之战打到不可收拾,两国外交努力和德国居间调停最终因为日军攻占南京而彻底失败,正是由于松井石根不断突破日军中央成命造成的。松井石根1935年从台湾军司令官任上退休,“8·13”战役爆发的次日被重新征召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对日军中央决定由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和以“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附近交通要道”的作战目标,自始便明确反对。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投入五个师团,而且必须攻占南京。以后无论在淞沪战役打得难分难解时,还是中国军队撤退后,他的这一主张从未改变。从松井日记中可以看到,直到11月25日日军参谋本部多田骏参谋次长来电要求战线不能再超出无锡、芜湖以西,他还在日记中斥责为“因循姑息,诚不可思议”。在11月底日军中央决定进攻南京之前,松井石根不仅在行动上远远走在日军中央命令的前面,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对日军中央“不思进取”应该“鞭笞”(用的就是汉字)等的不满。所以,免除松井石根本来避无可避的“反和平罪”中的“实行对华侵略罪”,是法庭因证据困难的“不得不”。松井石根自己的日记是他向法庭提出的“宣誓口供书”的最好的反证,足见日本右翼得寸进尺,反而以此为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完全站不住脚。

  盟宣:听您这样说,我已大体感到了您的研究重点从南京大屠杀转向东京审判的原因,想必是两者本来密不可分?

  程兆奇:的确。因日本“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南京大屠杀为时隔八年后东京审判的“编造”。所以检讨东京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案成了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也可说研究东京审判本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应有之义。我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和论著,但着手研究是在2000年回沪后。回沪的次年开始写“日本虚构派批判”,不久就写了《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刊于2002年最后一期《近代史研究》卷首,长达57页。

  当然,放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有外部原因。2011年交大建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希望我能参与其事。历史系系主任曹树基在交大历史系2004年建系时就曾来寒舍,邀请加盟,当时懒得动而未去。11年初春,我在国外,未开漫游,一进家门,树基电话就跟着打了进来,火急火燎,说打我电话,一直不通。晚上他来,说这次“于公于私你都要来”。这样就到了交大。因东京审判没有研究,主要是海外已出版的有限的文献,像国图、上图这样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所以我们开始倾全力搜集、整理文献。此外,也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还是有天花板,一是按战后审判结论复原史实有材料的困难。材料困难的意思是材料虽不少,但能反映全局的第一手材料太少。二是确实有什么可以研究、什么不便研究的限制。

  盟宣:我能体会“天花板”。今天的访谈已太长,最后,想请您再简单概括一下东京审判研究的意义。

  程兆奇:东京审判与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它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东京审判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2020-09-03 09:50 来源:民盟市委宣传部 作者:殷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