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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为求真——邹逸麟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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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逸麟,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盟宣: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承上启下的学者,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邹逸麟:从1957年初随谭其骧先生走进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项目组开始,我在中国历史地理专业领域,俯首耕耘近一甲子,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几乎参与了这一期间的所有大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一是众人参与合作,二是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正是由于这种耗时费力的基础性的大型科研项目,才能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成就得以令世界瞩目,才能使参与其间的研究人员如我,练就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从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学者。

  盟宣:谭其骧先生对您有哪些影响?

  邹逸麟:我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他的学生,我们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从1957年初跟随谭其骧先生治学,到1992年他离去,我做的项目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尤其是“文革”期间,我们天天在一起上班。他在办公室被收掉后,坐在我对面的写字台。我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直接问他。后来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当所长,我当副所长,每两个礼拜就去他家汇报工作,谭先生退下来后我当所长,还是经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所以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好。

  谭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他经常讲,不实事求是的、虚的话,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是拿不出来的、站不住脚的。1987年,谭先生赠我一条幅,首句即“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

  盟宣:关于做学问,您有哪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邹逸麟: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功夫,你要相信,只要花功夫下去,必有成就。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领域里搞了近六十年,这么多年耕作下来,有点成就也不稀奇。

  盟宣:学术之外,您平时都做些什么?

  邹逸麟:我从小就喜欢看书,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说岳全传》,那时上海的弄堂里有很多小书摊,就去借旧小说和杂志看,我看书很快,一本借来后一两天就看好了,赶快还了再借。当时喜欢老舍、巴金、董鼎山、徐訏、施济美等作家。高中后开始迷恋翻译小说,只要能借到的几乎都看过。大学时又迷上了《红楼梦》。通过大量阅读,我对人生有了更多体验,这是不读书的人不能体会的,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我现在依然喜欢读小说,古今中外的都有,如《牡丹亭》《苏东坡传》《源氏物语》《陆犯焉识》《挪威的森林》等。我觉得,海量的阅读积累,能让你深层次地感悟世事人生,从而进入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盟宣:您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方面有哪些体会?

  邹逸麟:社会上总是觉得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不是这样。譬如,2007年我在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起因是1981年国务院领导正式批准编纂出版《国家地图集》重大工程的启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二十五年后,五部地图中的四部已经完成,唯独历史地图集迟迟未能出版。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百余位专家,花了二十余年时间通力协作完成后,却因政府财力支持严重不足,无法出版,其中编委会多位主编、副主编先后谢世,唯一在世的侯仁之教授也已九十有五,编委任继愈、刘宗弼也都年逾九十,其中的工作骨干也大多为古稀老人了,时光飞逝,老成凋零,图集尚难以问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这个提案呈递后,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财政部门立刻拨款,该提案还被民盟中央评为优秀提案。由此可见,我们政协委员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除了针对性强、主要解决当下某一局部问题的提案,我觉得政协委员更可以提一些有预见性的提案。譬如,我曾提过“从社会就业、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的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家长,更不在学生本身,根本问题在社会。我们的社会现状是:重点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学、大专毕业生找工作难,待遇低;蓝领工人岗位少,待遇更低;年轻男性因房无法结婚,而房价又高得一般收入者无法忍受等。因此,我建议由政府指导,逐步解决诸如大力设办应用技能培训学校;扩大蓝领工作岗位;提高蓝领工作岗位的待遇;在税收方面鼓励建造中低档普通住房等问题。今天看来,我数年前的提案,已经得到政府认同,并在社会实践之。

  盟宣:您是1994年加入民盟的吧?

  邹逸麟:是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当选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委,之后成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当时接踵而至的党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领域,需要我尽快适应并进入角色,不能占着位置不干事啊!我根据校内盟员们的特点组织活动,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作为学者,对社会问题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才是真正地做共产党的挚友、诤友。没有适当的表达机会可以不讲,但决不能讲违心话。

  盟宣:记得您去年参加了“民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看法?

  邹逸麟: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讲的不一定恰当,不过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文科的学者,一个老先生,是应该发声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部分区分开来,继承和发展其中的精华部分。近代中国文化界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别好的先生,比如梅贻琦、蔡元培,以及我们民盟陈望道、谈家桢等,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很多传统文化思想是在以前小农社会里产生的,但是农耕社会眼界小,没有现代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会起到互补作用。另外,我们要认同普世价值,亲情、友情、爱情、民族情、爱国情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盟宣:您最近还经常去学校吗?手头还有哪些项目?

  邹逸麟:现在偶尔去学校做讲座,关于江南文化的。2008年退休后,学术方面还有几个大任务,除了前几年完成的《清史•地理志》,目前手头正在进行的是《中国运河志》的编写工作,预计年底全部出版完毕。

  盟宣:除此以外还有其他项目吗?

  邹逸麟:没有,不再接新项目了,已经84岁了。学问是做不完的,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就做到这里了,好坏自有人评说,也不可能一代人就做得很完美。我就是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希望后来的学者能够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出去,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为世界环境变迁研究作出贡献。

2019-06-10 15:37 作者:殷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