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形态下，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通过建构和运用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起到建构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从组织、制度和价值3个向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创新要求。

　　组织建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段“一线医生全换岗，共产党员上”的视频广为流传，体现了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与期望。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来自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宗旨，来自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以及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极速建成所彰显的制度优势；期望，来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身的表率作用领导国家建设，并有效组织和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去实现理想。

　　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随着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发展，要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更要求党和政府的科学引导和有效协调。

　　从治理方式看，党的执政方式关系国家治理的效能。执政方式由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方式向合作协商、多方上下互动的方式转变，已成为我国对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共识，需要进一步完善将其落到实处的实践机制。

　　从治理体系看，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法治国家始终是党长期的历史重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建构关键就是要着重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制度建构：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国家治理体系又是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两个突出的重要考量：

　　一是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科学化问题。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科学性，决定着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和公共政策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如何在公共决策中避免随意性和碎片化，建立整体性、协调性、关联性的决策思维，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建立完善重大政策风险评估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始终是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科学化的重要考量。

　　二是城市治理经验上升为国家制度问题。城市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的主要代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很多体现为人口在千万以上的世界级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信息时代的城市治理，正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形态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及时总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大城市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上升为法规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价值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胜利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既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形的制度保障，更要有无形的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内在凝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从《左传·襄公四年》的虞人之箴讲“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汉书·王吉传》中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到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有追求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文化价值观。当下，这种共同追求正生动体现在万众一心、以多种形式抗击疫情的宣传动员中。

　　当前，在抗击疫情战役中，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捐款捐物，报名做志愿者，积极参与到社区群防群控工作中去，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主动承担附近医院、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的送餐服务、采买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守望相助和手足相亲。

　　如此把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和共同坚守的共同体价值观。在共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化民成俗，形成“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支撑中华民族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主任、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