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上海又有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痊愈出院。至此，上海治愈病人已达249例，出院率超74%。在这令人惊喜的数字背后，是上海医务工作者全力以赴付出的心血。

　　当所有人把目光投向武汉的时候，在位于金山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A3病房里，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战。这里收治着上海目前所有重症和危重症的新冠肺炎成人患者，是上海的主战场，来自上海各大医院的精兵强将日夜协同奋战，科研团队也在为遏制疫情竭尽全力。在这个与病毒零距离的地方，时间有时仿佛停滞，有时又好像飞速流逝，而不变的是——只争朝夕的英雄“守沪神”。

　　这其中，就有3位上海盟员的身影。

我想保护更多的医护人员

　　用民盟九院支部吴嘉骏医生的话来说，手术台是外科医生的舞台，抗击烈性传染病的一线工作，则是重症科医生的战场，“因此我觉得我很适合去抗击疫情。”吴嘉骏读的是创伤外科专业，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急诊科工作之前，在十院急诊危重病科工作了5年，2008年汶川地震，他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H1N1时期备选过后备梯队，而此次疫情来袭，他又第一个报名请战，大年初一就进入九院的隔离病房工作，随后在2月2日成为九院第一位支援公卫中心抗击新冠肺炎的医生，至今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吴嘉骏对家人心中愧疚，但依然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防护能力比较强，胆子也大一些，所以我义不容辞！”

　　到公卫中心以后，起初吴嘉骏在轻症病房工作，还分管了一位从九院隔离病房确诊后转入的病人，他一看居然是前几天刚见过的，也算是缘分了。吴嘉骏开玩笑说，自己比较幸运，分管的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实际上除了常规工作之外，他还在做进一步的钻研，自己把病人的各项指标逐一列表评分，如果某些指标异常，就进行初步甄别，并向指挥中心汇报，判定是否需要进行早期干预。吴嘉骏是所在团队十位医生中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他体会到临时党支部这个集体的力量和干劲十足，大家兢兢业业、迎难而上。他说，除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之外，我还起到了“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所有人废寝忘食的时候，提醒大家也要注意休息，“监督”他们劳逸结合。不过吴嘉骏自己也常常在“特种作战”状态下给自己加压，所有工作都想要马上干完，“急诊科医生都这样。”

　　吴嘉骏有着急诊科医生的风风火火，也有着外科医生的冷静沉着，语速快，行动也快，从A3病房出来尚在隔离状态中，他顾不上休息就立即投入了一项科技发明研究之中。构思形成于吴嘉骏医生在救治危重患者期间，他进行了多例置管、止血和动静脉血管缝合等操作，并在最高等级防护条件下，完成了经皮气管切开，此类操作过程中会有很多含有病毒的气溶胶面对医务人员迎面喷射，风险极高，这时医生就在高等级防护装备外再加一个正压头套，经过过滤的空气，通过管道送风到头盔里，从肩部吹出，在头盔里形成只出不进的单向气流，这样危险就降到最低了。然而如此珍贵的装备除了武汉，上海也并不多见，无法给更多的进行危重症抢救的医护人员佩戴。在A3病房工作期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吴嘉骏的脑海里，“一出病房，我马上组成了研发团队，把设想转化到图纸上，设计方案得到了九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紧急联系对接，目前’一次性防飞溅隔离巾’已经完成了专利申请，力求尽快进入生产阶段，早日投入一线使用，为救治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加强安全防护，保驾护航。”说到这里，吴嘉骏的语速慢了下来，“我想保护更多的医护人员，因为这就等于拯救更多的病人。”

希望继续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

　　公卫中心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鹤是一位开朗幽默的沈阳姑娘，她从浙江来公卫工作3年了，坦言没想过会遇到这样严峻的疫情，“但我是干这行的，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这是本能，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王鹤是2月6日下午进入A3病房的，她爽利地说，“本来让我休息一晚再开始工作，我想既然进来了就不要休息了，马上开始吧。”前段时间是兴奋期，就像打仗一样，哪怕睡觉时也是枕戈待旦，忙起来有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这几天觉得有些疲劳，时间长了就感觉有点站不住。”

　　负责监护治疗危重症病人的很多医生都住在A3楼里，王鹤到现在为止一直在2楼，都没有下楼去过，她笑言自己和病人“同呼吸共命运”。谈到病人，王医生的语气马上严肃起来，她说刚进来时分管的3位病人年纪加起来有232岁，插管的病人无法说话，只能靠医生查体，看生命指征、化验指标，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高龄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有时病情恶化较快，就必须立即进行抢救。“完全不会考虑到危险不危险，我们唯有倾尽全力。”

　　在隔离病房尤其是重症区工作，强度大、压力大，被感染的风险也高。医院一般安排医生工作半个月后就出去进行医学观察，轮换休息。王鹤的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半个月，但是她还不想马上离开，“我是重症医学专业，而且熟悉情况，这里的战场更需要我留下来。”她战意满满：“在非常时期，我想多待一段时间，和身边的战友一起继续战斗。如果可能，我希望战斗到这场战役胜利的那一天！”王鹤的先生曲守权是公卫中心的外科医生，和王鹤同时加入民盟，她征求了先生的意见，他很支持：“那你就再多待一段时间吧，家里不用你担心，有我呢！”得了先生的军令状，王鹤放心了，几天后猛然想起先生虽然愿意烧菜，但素来不爱洗碗，这段时间水槽里的碗是不是堆了老高？赶紧打电话回去问，先生让她不要操心这些了，“宝贝女儿我来带，家务我全包，你就安心工作吧。”

科研工作要坐得住“冷板凳”

　　邹鹏是入盟刚一年的新盟员，从本科开始走入生命科学领域，清华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方向是流感病毒，随后到美国从事博士后工作，主要研究艾滋病病毒和流感病毒。2015年学成归国后，邹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埋头工作至今。由于长期从事病毒研究，并且具有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工作的经历，邹鹏对于从事直面病毒的工作义无反顾，疫情发生后主动报名上了一线。“目前我们的工作是以对临床样本的检测为主”，邹鹏告诉笔者，先要处理患者样本，将样本中的核酸抽提出来，再做后续检测。“病毒就在眼前，我们与它面对面。”

　　一旦穿上好几层厚重的高级别防护服之后就不能喝水和上厕所，连续几个小时的操作对体力的消耗非常大，有时贴身的衣服都会湿透。邹鹏说，因为工作量大，加上实验室的安全防护至关重要，因此每次操作都由一个团队同时进入，团员之间互相协助。进出时穿脱防护服也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尤其是脱的过程会喷酒精消毒，每脱一层消毒一层，确保安全。作为科研工作者，邹鹏感到最近大家对于实验室的关注多了起来，“其实以前这是冷门行业，从事这个工作，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必须干好自己的工作。”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的盟员直面新冠病毒，但他们无惧无畏，努力托举起鲜活的生命；他们疲惫前行，却常常忘记坐下休息。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定能驱散阴霾，迎来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