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教育是基石。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强调教育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极端重要性。作为以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参政党，民盟历来重视和关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40年来，就教育这一民盟界别特色和“品牌”，上海民盟充分发挥教育领域专家汇聚的独特优势，围绕教育发展议政建言、献计出力，形成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建言成果。

呼唤教育的春天

　　春天的新芽，是在那个冬天开始孕育的。“1977年的冬天，我参加了高考，一生的命运由此而改变。”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盟员王意如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激动不已：“当时在农场务农，条件非常艰苦。干活之外，有时会给农场写写稿子，我喜欢写作，就想以后能一直做这样的事情该多好啊。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之后，我高兴极了，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努力考大学、实现梦想了！”她和同学们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钻研，惜时如金，以出色的成绩，迎接着教育、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有关恢复高考的想法，在高层已经酝酿时日，而最终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和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关。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先发言。他以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在“文革”期间被解散的情况为例，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大家充满了信心。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才。

　　几天的座谈会集中讨论教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场决断：改变现行招生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这一年的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举行高考，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教工作的春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是从这里开始它的序曲的。

聚焦普教复兴

　　高考恢复，大中小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尊师重教重新被社会认可，学习知识改变命运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在地方教育法规、规程建设上领先于全国，为全国提供了一些重大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上海民盟中有很多盟员担任中学校长，或者在教育职能部门工作。大家本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抓住基础教育这个根本的想法，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广泛开展了调查研讨，为当时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改革多次建言。

　　“1985年，我们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提议市政府早日制定普及义务教育条例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就在当年的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通过，率先在全国以地方人大立法形式推行义务教育制度。”87岁的盟员李传芳骄傲地说。

　　同样是1985年，由上海、天津、福建共同发起的民盟九省市基础教育研讨会在漳州召开。会议整理出《关于城市普通教育改革的建议》报盟中央，盟中央讨论后报送给中共中央。后来由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反映会议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强调了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得到重视，为推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民盟的13位盟员参加了漳州会议。据时任民盟市委教育委员会主任李传芳回忆道，上海民盟区县组织中，大多数的盟员来自于普教系统，于是在1984年，民盟市委的区县委员会改为教育委员会（高教另有高教委员会），成员都是各区县的主委，也都是区县内的教育骨干。为了准备1985年的这次会议，教育委员会在前期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梳理上海普教存在的主要问题，汇总各区县调研材料，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大会讨论时，因全国各地情况不一样，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不尽一致。会议主持人觉得上海的建议比较切合实际，可稍作修改。由于时间紧迫，上海的13位盟员分成两组讨论和执笔，边议、边改、边写，连夜把调研报告改写成一篇既有情况分析又有建议的文件。这些建议大部分被会议采纳，写进给盟中央的报告中。

　　由于会议取得很好的成果，大家认为有必要延续这种研讨形式。于是，这个最初由上海等三省市民盟组织发起的普通教育改革研讨会，变成了定期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前后长达20余年。在2001年“民盟部分省市基础教育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会议”上，费孝通高兴地指出：“这20多年，民盟的同志一直在努力，可以说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许多已经被党和政府所接受和采纳，这就是直接为国家振兴做了贡献。重视教育是民盟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今后还要保持和发扬。为发展教育努力地工作，民盟具有一定的优势，今后全盟要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力推高教改革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新征程。

　　民盟素来有“大学校长联盟”的美誉，仅在上海，就有包括陈望道、苏步青、钱伟长、李国豪、熊佛西、江景波、陈群等三十多位盟员担任过大学校长，他们作为一方的掌舵者，在高教改革的航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1983年，曾创办中国第一个力学系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已过古稀之年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科研的改革，提出要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四堵墙”。1992年钱伟长推行短学期制、学分制和选课制，精简教学大纲，并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增设许多新的科系。当时，学分制在全国没有先例，推行之初困难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

　　钱伟长多次呼吁上海的地方大学联合办学，创造条件，建设一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定名为上海大学。年逾八旬的钱伟长担任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校长，他说，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当好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

　　在六十余年的教育实践中，钱伟长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的教育改革实践走在时代的前沿。他曾说：“我们首先要培养的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文化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课题摆在重要位置，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渗透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也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重要价值之一。

　　1984年，江景波开始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上任之初，他便在教代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管理改革的具体设想。当年9月，同济大学正式试点校长负责制，借着这个机遇，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也顺利推进。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设置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提出“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教得活、学得活、少而精”的方针，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在学校管理方面，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学校加大了对基础实验室的投入，强化了本科教学质量管理，建立了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创办了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江景波提出把同济大学办成教学和科研中心，以能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促进社会技术改造作出重大成绩为己任，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教界是鲜见少闻的。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9月，同济大学出台了科研改革方案，提出四项改革目标和八项改革措施，大大调动了教师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校的科研、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江景波的带领下，同济大学在改革的热潮中争当先试先行的探索者，迎来了教学科研改革绚丽多彩、生机勃勃的春天。

建言直达中南海

　　民盟大家在本职岗位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积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调研，并始终不渝地关注中国教育事业。

　　1995年10月7日，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写了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提纲亲手交给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并请他转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信中说：“教育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对的，但我以为，是否还可以加上三个方面？一是‘群’，即集体主义思想。二是‘劳’，即劳动习惯，动手能力。再有第三，是‘美’，即美育教育。……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纪，摆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摆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培养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德、智、体、群、劳、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任重道远。”10月11日，李岚清受江泽民的委托，复信谈家桢：“谈老：您好！您给江总书记和我的信已收悉并已拜读，非常感谢您对我国科教事业改革和发展始终不渝的关怀。……您的意见很好，我已转国家教委的领导，请他们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属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一直是按您信中提出的方向在做的，我们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在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0年1月，民盟盟员、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谷超豪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为谷超豪颁发奖励证书。可是谷超豪从北京载誉归来后，却为如何培养数学人才而焦虑失眠。3月，这位85岁的老人，拖着病体，给胡锦涛写信，希望建立“南方数学中心”，他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我们希望能够以人为本，遵守学科的发展规律，为青年人的迅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着眼于学生的培养，着眼于数学学科杰出人才的培养，构造和稳定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团队，营造一个真正依科学规律办事的数学研究平台。”谷超豪的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进行论证后同意了这一方案。谷超豪老人的建言成为现实，2012年5月13日，“上海数学中心”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正式奠基。

　　民盟前辈们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他们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为教育鼓与呼

　　在历次人大、政协会议上，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盟内代表与委员们的关注热点，例如——

　　1995年，民盟市委在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上海高等教育地方立法工作的建议，市教委函复中指出：对“建议”中所提的法规、规章，拟考虑根据“突出重点、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逐步完成。在这次会议上，民盟市委还针对高校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状况提出三点建议，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拨款资助特困生，并在主副食品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

　　2003年，民盟市委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对完善上海高校园区投资模式提出建议。市教委答复说：“你们对现行高教园区模式的分析相当深刻，对各种运作机制的风险也作了详尽的预测，更为宝贵的是有关进一步建设大学园区的各项建议，对我们正在筹建投资公司，对学校分类运作，多元投资及管理体制创新等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2008年，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盟员厉明提出建议，对2001年颁布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进行修订，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就条例的执行情况和赔偿标准进行调研，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2011年，该条例修订后重新颁布。

　　2010年至今，仅在市“两会”上，盟员代表委员便提交了150余份与教育有关的书面意见及议案、提案，其中多篇被批示和采用，取得了累累硕果。

　　举办教育论坛是民盟在教育领域履行职能的又一有力举措。就在近日，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与民盟上海市委成功主办了第六届民盟教育论坛。而此前，民盟市委已成功举办八届高教论坛、两届基教论坛，讨论内容既有对大学通识教育、高校学课评估的探索，也有对教育理念、教师队伍和人才培养的再思考，形成了一批有份量、有影响的参政议政成果，在盟内外产生较大影响。这些论坛成为盟员凝聚智慧、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教育改革的征程中，上海民盟将继续作出不懈努力！